河南作家寻求长篇小说“中原突破”

等不及新世纪的莅临，近日，河南作家在本土举起了长篇小说“中原突破”的大旗。

在名为“中原突破：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的座谈会上，麇集了河南目前最活跃、最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和评论家张一弓、刘思谦、二月河、田中禾、孙荪、张宇、李佩甫、杨东明、郑彦英、王鸿生等；为壮声色，还从各省邀回了豫籍作家和学者鲁枢元、周大新、阎连科、朱秀海、刘庆邦、邢军纪、柳建伟、成一、蒋韵等。共有来自全国的80余位文学界人士参加研讨，会议最后的议题具有全国普遍意义，即集中在“如何实现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上面。

近年来，河南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大面积丰收。仅1998和1999两年来，就有近20部作品出版，其中包括在全国形成巨大影响的二月河的“清帝系列”13卷，还有灵宝县和辉县的两位农民作者的两部长篇。

面对这一现象，河南的评论界评价为：“它是继80年代姚雪垠、魏巍、李所创造的那一次高峰以来的又一高峰。可以称作中原文学自身的一次突破。”突破到底在哪里呢？他们认为：

1、艺术视野由相对单纯狭隘走向复杂广阔。80年代河南作家创作的基本视野是本乡本土的农家庭院、乡场村落，基本不出当下眼前的现实场景；此次突破开始走向广阔的世界、辽远的历史、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和巨大的心灵空间，力图在纵向的历史长度与横向的现实空间中，表现出人生沉浮和历史得失，从而表现出作品的厚度。

2、对精神深度的推进。河南作家过去的作品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人和人物性格的抓人，而且主要是在社会学层面的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展示。新作的突破是向人的情感世界、精神深层掘进，通过社会活动展开人的命运，通过命运展开心灵，通过个体心灵史展开民族的心灵乃至人类精神的景观。

3、在艺术上力求创新，形成个体创作的独辟蹊径与群体创作的多样化。在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几乎每部新作品都在尝试新的结构手法的可能性，多元的局面已经形成；语言上的突出变化，则是不再满足于提炼地方语言特色，也不走文白相间、中西混杂的晦涩难懂的路子，而是依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同时，为大众读者而写，已成为很多作家的有意识的追求。

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包括河南作家的作品）的评价，来自河南省以外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们，则与豫籍本土的同行们有一些距离。主要表现在：

1、难有精品意识。这次的“中原突破”虽然数量多，质量也有整体性进步，但缺乏能与国内一流作家比肩的、深刻反映时代本质的代表性作品。这与目前全国的整体创作趋势是一致的，即由于完成任务的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长篇小说的出版太过容易，常常不是作家出于内心创作冲动，蓄多年积累于一体，呕心沥血、披卷数载完成书稿后，寻求出版社审阅出版；而是由出版社出选题，以优厚条件邀请作家（尤其是名家）加盟。这样，作家们在身后不断的催促交稿声中赶写，有的两三个月就赶写出几十万字，致使不少作品缺乏必要的沉淀和打磨，仓促拿出，半成品当作成品出售。以致有些长篇，包括有的作家自己很珍爱的作品，不仅水平不高，还存在着明显的败笔，读者不买帐。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已非个别现象。

2、难有对自身的高水准的审视与自省。有人发问：“为什么从中原大地走出的作家，比如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等，比起呆在河南本土的作家，步子一下子就迈到全国去了？”关键的一点，当属胸怀和眼界都开阔了。过去没到全国和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觉得自己写的还不错，特别是若能被誉为河南实力派的代表性作家，就很满足了；一旦出了山门，才知道天外有天，遂有大梦方醒之感，赶紧老老实实研读、学习、写作，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科学等各方面丰富自己。还有一点，过去光强调自己不受世风干扰，埋头苦干，不为花花世界所动的一面，却没看到接受新事物比人家“慢半拍”，容易封闭保守，创新精神不足的一面。固守优良传统当然对，但必须考虑到发展的因素，只有在发展中求坚守，才能真正守得住。

河南是农业大省，因而构成了以农民的思想意识为其基本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在这一点上，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各省，很相近，作家们戏称，我们是“土八路”。确实，比起得城市经济起飞风气之先的广州、深圳、海南、上海、北京的同行们，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诸农业省的作家们，写出的作品大多还是带着“土”味儿，这使他们有点自卑，但骨子里更多的是自傲——“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能老老实实把农民写好了，比玩什么花活都强！”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变革的时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也和时代同步发展。不研究当代，不研究当代人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是不可能写出深刻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大作品来的。所以，“慢半拍”不应再是自慰的资本。在山西供职的豫籍作家成一和蒋韵深有体验地说：现在再读赵树理，别有一番滋味了。他用最土的语言表现农民，是“山药蛋派”的开创性作家，可是他的观念根本不土，而且很现代，文学修养也非常高。

是的，赵树理说过：要写得“土”，一定是要以能写得“洋”作为基础的。这个“洋”，恐怕不仅是指较高的文学造诣，更是对当今全世界和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深入了解。为中国作家们所崇拜的拉美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略萨等，都首先是社会政治学家，作为长期关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前途的左翼作家，他们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入研究，对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予以密切的关注。略萨主张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其次才是文学本身。